1963年深秋，徐州贾汪的一个步兵连队刚结束夜行军，战士们围住那个总爱抢着刷厕所的“老杨”打趣：“老杨，你肯定当过兵吧？”他只是抹汗微笑。两周后，军用吉普把“老杨”接走，大家才惊讶地发现，这位睡木板床、抢着倒痰盂的老伙计，竟是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上将。
那一幕在连队口口相传：大将居然和新兵一起烈日下端着步枪跑五公里。对于赞叹，他淡淡一句：“战场上，谁也不能掉队。”这种把自己当普通一兵的习惯，十几年后却几乎让他命悬一线。
1975年7月26日凌晨，武汉城还在雨雾中蒙着面纱，军区作战值班室电话骤响。来电的军医声音压得很低——杨司令前夜腹痛如绞、高热不退，疑似胆囊穿孔。院方建议马上动刀，可面对副大军区级别，谁也不敢签字，紧急请示军委。
武汉总医院的专家团围成一圈，面面相觑。类似级别的病人并非没人治过，但真到刀口见肉，一个闪失就可能引发震动全国的后果。于是，他们在做初步抗休克处理的同时，连夜起草病危电报，直送北京。
电文抵达中南海时刚过八点，军委日常值班首长皱眉细读，仅问一句：“详细病历有吗？”得到肯定答复，他在呈文末端写下十个字：“速派专机，立即送三〇一抢救。”随后，南苑机场的运—八运输机进入待飞状态，机舱抬进了昏迷的杨得志。
这已非第一次为这位老将“开绿灯”。二十四年前，他率十九兵团入朝，毛主席亲自到机场送行，叮嘱“要多想办法，少伤亡”。上甘岭鏖战，他与杨勇、杨成武并肩作战，“三杨开泰”成军中佳话。建国后，十五年济南军区的繁重事务磨损了他的健康，可他始终保持下连摸底的习惯，亲自批阅文件到深夜，警卫员形容他“像上满弦的钟，没停过”。
当天下午，专机降落，救护车飞驰至解放军总医院。消化内科副主任医师李炎唐被副院长紧急召回。“大首长，需要手术！”电话那头只剩忙音。赶到病房，他望见苍白却神情镇定的老将军。杨得志伸出手：“别拘谨，今儿我听你的。”一句话化解了紧张。
全面检查确认：急性坏疽性胆囊炎并腹膜炎，若再拖延，局限性感染可能扩散。多学科会诊后，一份详尽的手术方案连夜电呈军委。很快，批复回到病房：“按方案执行，确保安全。”
当晚七点半，手术灯亮起。麻醉生效前，杨得志轻声对李炎唐打趣：“这回我把命交给你们，别怕把我当普通老兵。”灯光下，胆囊被取出，坏死组织彻底清除。三小时后，血压平稳，麻醉苏醒大厅里，随行参谋抹去一夜冷汗。
恢复并不轻松。高热、低血压、疼痛轮番袭来，他却把病房变成了“前线指挥所”。手不离文件，耳不离电话，医生几次劝阻，他总笑：“伤筋动骨百日可愈，军务一日不得耽。”为了让病人踏实休息，李炎唐干脆把公文锁进柜子，并叮嘱秘书限制探访。将军半嗔半笑：“行，你小李是最大首长。”
疗养间隙，医护人员常围坐床边听他讲当年。强渡大渡河的十七勇士，他能逐个叫出名字；上甘岭坑道里，如何靠一锅南瓜汤撑过饥饿，也历历在目。医生说，这样的回忆也是“精神理疗”，老人讲得投入，血压反倒平稳了。
八月末，复查指标趋于正常。出院那天，他执意不用轮椅，拄着手杖一步步走到医院门口。握着李炎唐的手，他低声说：“谢谢你们，战场上不怕炮弹，如今我怕的是拖累同志。”目送德国生产的救护车启动，门诊楼前的年轻护士悄悄抹泪。
术后调养期不到两年，1979年2月自卫反击作战打响。已七十高龄的杨得志担任总参谋长，第一时间赴前线主持作战。越南山区夜色沉沉，老将军披着那件旧棉大衣，守在指挥所沙盘前通宵未眠。有人提醒他注意身体，他摆手：“心脏不疼，胆囊也拿掉了，还怕啥？”
1998年10月，杨得志离世，享年八十二岁。军医大学的教材里至今保存着那份手术记录，扉页用钢笔写着他自己的话：“病魔是敌，勇敢对付。”简单八个字，将他一生的军人脾气展露无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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