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环球网记者 文雯】2026年世界读书日来临之际，环球网推出系列学者专访。本期对话著名古文字学家彭裕商教授。1949年出生于四川成都的他，师从著名古文字学家、历史学家徐中舒先生，1988年获历史学博士学位，现为四川大学古典学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兼任中国古文字研究会理事等多项重要学术职务。四十余年来，他深耕古文字学、商周青铜器、先秦史与考古学等领域，著作等身，主持多项重大学术项目，用毕生心血解码古老文字中的文明密码。
专访中，他畅谈甲骨分期、古籍校注、青铜器断代的研究心得，解读新修《甲骨文字典》的修订思路，分享学术传承与创新之道，展现出一位古文字学家以严谨治学守护文明根脉、以毕生坚守传承中华文脉的赤诚情怀。
环球网：您与李学勤先生合著的《殷墟甲骨分期研究》提出的“两系说”颠覆了传统甲骨分期理论，在合作过程中，您二人如何平衡学术观点的差异，形成最终共识？这个过程对您后续独立开展《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等断代著作有哪些方法论层面的影响？
彭裕商：“两系说”是李学勤先生提出来的观点。他认为殷墟甲骨文分为小屯村北和村中南两系，并行发展。我经过深入的研究，证实了李先生的“两系说”是正确的，是合乎实际情况的，因此我赞成“两系说”。
我后来进行青铜器年代研究，出版了《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一书。甲骨研究和青铜器研究是两个不同的领域，各自有各自的特点。甲骨文只有文字可供研究，没有器形和花纹，只有文字。青铜器有器形、花纹和文字三方面可供研究，研究的因素多一些。这是两者各自的特点。
环球网：您的《文子校注》被视为《文子》研究的“权威版本”，在古籍校注过程中，您如何处理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互证关系？
彭裕商：我是这样做出土文献与传世文献的互证关系的，我不认为出土文献可信度一定要高于传世文献，这个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传世文献是每一代都经过师承传下来的，可信度还是很高。而出土文献也只是当时流行的某一个版本。其可信度不一定高于传世文献，这要结合所有的相关材料进行仔细研究，才能得出正确的结论。
用古文字材料与古书的传统注释对照研究，从而纠正传统注释的错误和不足，是并不少见的。如《尚书》中的《君奭》，篇中有“予不惠若兹多诰”一句，历来的注家多把“惠”字讲成“顺”，也有讲成聪慧的“慧”的，但这样的解释总让人觉得文句不够通顺。后来通过甲骨文研究，学者发现甲骨文中有一个常见的语助词“惠”，联系到《君奭》篇，才知道“惠”在这里是语助词，与一般的语助词“唯”相当。这样的例子还有不少，大家在实际工作中会发现很多，这里就不多举了。
环球网：您主编的《殷墟甲骨文分类与系联整理研究》历时七年完成，涉及万余条甲骨文释文、千余个造字和三千多幅图片的核对工作。您为何坚持对甲骨逐片分类、排谱系联的传统研究方法？
彭裕商：我们的《殷墟甲骨文分类与系联整理研究》一书，使用传统的方法来整理殷墟甲骨文，主要是因为目前将人工智能技术运用到甲骨文研究，还处在初始阶段，有许多需要探索的东西，现在有学者正在这方面努力。而传统的方法也是切实可行的，在这种情况下，我们就暂且采用了传统的研究方法。以后数字化技术进一步完善，能充分运用到甲骨文研究的各个方面了，我们也会采用新的研究方法。
环球网：您主持的新修《甲骨文字典》相比32年前的旧版，在识读、分期断代等方面有哪些重要修订？例如您提到的“祼”字曾被误读为“福”字，这类修订背后反映了甲骨文研究的哪些新进展？
彭裕商：《甲骨文字典》自出版以来，已经过了三十多年，其间除年龄较长的老学者外，学术界已有大批年轻的学者快速成长起来，他们在甲骨文的研究上有其独到之处，提出了许多超过前辈学者的新见解，在学术研究上做出了重要贡献。老一辈的学者也在这期间取得了不少的新成果，使得过去不识的字，现在可能有了新的释读，以前错误的看法，现在有不少都得到了纠正。新修《甲骨文字典》将充分采用这些新成果，以反映当前甲骨文研究的新水平。在年代学研究方面，现在学者已经认识到，同一时期不见得只有一类甲骨文，而同一类甲骨文也不见得只存在于某一时期。因此，新修《甲骨文字典》将各字头下标示的分期改为具体的组类，这样可以使读者对甲骨文的时代有一个更为精确的认识。
环球网：从《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到《春秋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战国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您完成了先秦青铜器断代研究的系统构建。在跨领域研究中，如何协调多维度证据？
彭裕商：年代学研究是一个系统工程，要涉及相关的各个方面，在作研究的时候要对所使用的方法和材料的性质，在年代学研究中能起什么作用等，有一个较为清楚的认识。比如西周青铜器年代研究，能用上的方法和材料主要有器形、纹饰、铭文三个方面。在年代学研究中，器形和纹饰具有考古材料的性质，可以用考古学的方法进行研究。铭文具有语言学的性质，可以用文字学、古文字学的方法进行研究。三者中，器形和纹饰能提供相对年代的证据，可以指示器物流行的大致年代和相对早晚，但具体在何时，则无法确知。铭文属于文字记载，有些器铭记载的事件有明确的王年，这些铭文可提供器物的绝对年代，在年代学研究中起到标杆作用。我的《西周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因西周铜器铭文较多，也很常见，我就多在铭文方面作重点研究，在器形纹饰的研究上，用考古学的方法。而春秋战国铜器数量不如西周，铭文也较少且多数都较简，有相当多的铜器都是“物勒工名”，所以我的《春秋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战国青铜器年代综合研究》则多用考古学的方法，对春秋战国铜器的器形纹饰及器物的组合情况进行研究，并将其与铭文的研究结合起来，最后形成一个春秋战国青铜器的发展演化序列。
环球网：在编写《汉语古文字学概论》这本著作时，您如何平衡学术严谨性与初学者的接受度？对于年轻学者或古文字爱好者，您认为掌握古文字学最关键的能力是什么？
彭裕商：我编写的《汉语古文字学概论》，是我多年讲授汉语古文字学的讲稿，随着古文字学的发展，几乎每年都有增补改动。书中针对初学者的实际情况，着重讲授基本理论、基本方法、基本知识这三方面的内容，使初学者对汉语古文字学有一个大概的、较为全面的了解，为以后进一步从事古文字研究打下基础。
环球网：在《郭店楚简老子集释》的合作研究中，您与吴毅强博士如何分工协作？简本《老子》与今本存在诸多差异，您认为出土文献对重构早期道家思想谱系提供了哪些关键线索？
彭裕商：我和吴毅强博士合作的《郭店楚简老子集释》，由毅强收集相关材料，并提出初步研究意见，我主要是作最后的审定工作，包括对简文的研究意见、对各家的说法作出评论，以及《前言》的撰写。郭店楚简《老子》使我们看到了战国中期以前《老子》的真实面貌。简本章节的次序与今传本完全不同，更没有今传本所谓的《道经》《德经》，这说明战国中期以前，《老子》尚未经过整理，各章节之间没有先后之分。秦汉以后，《老子》得到了整理，最后确定了八十一章的顺序，并分出了《道经》《德经》。此外，简本与传世本之间还存在着思想观念上的差异，如传世本第十九章：“绝圣弃智，民利百倍；绝仁弃义，民复孝慈”，郭店简相应的文句则作“绝智弃辨，民利百倍；绝伪弃虑，民复孝慈。”
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今传本弃绝的“圣”“仁”“义”，在郭店简中则是“辨”“伪”（此伪不是虚伪之伪，是人为的意思，指人的行为）、“虑”，这反映了不同时期道家学派的不同学术主张，可知早期的道家是不反对圣人和仁义的，《老子》书中多次提到圣人，说明老子对圣人是认可的，当然，老子所谓的圣人与儒家的圣人是不同的，但也是圣人。由此可知，以老子为代表的早期道家只反对人为的聪明才智，并不反对其他学派特别是儒家学派提出的“圣”“仁”“义”等学术主张，早期道家与当时并存的各学派和平共处。到了战国中晚期，如《庄子》书中就出现了“圣人不死，大盗不止”等说法，并对仁义持否定态度，我认为这主要是针对战国时期已成显学的儒家学派的。
环球网：新修《甲骨文字典》预计收录大量新识读、修订和新增的甲骨文，您如何看待甲骨文研究在数字时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您对未来甲骨文研究的发展方向有何展望？
彭裕商：《新修甲骨文字典》估计会收入一定数量的新识字，但达不到“大量”。甲骨文的考释是一件难度很大的工作，甲骨文发现已有一百多年，其间前辈学者在文字的考释上作了大量的工作，取得了辉煌的成果，难度小一点的甲骨文字都已考释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多是笔划复杂，考释难度较大的文字，所以说新考释出来的甲骨文字不能达到“大量”的程度。
关于甲骨文研究在数字时代面临的机遇与挑战，我认为现在的甲骨文研究应充分与人工智能相结合，尽可能多地将人工智能的先进技术运用到甲骨文研究的各个方面，这需要甲骨文研究和人工智能两方面的专家学者密切配合，目前这项工作已经在高校和科研机构进行，以后取得的成果将会改善甲骨文研究的现状。
今后的甲骨文研究，我觉得重点要放在两个方面。
一，在甲骨文字的考释上继续努力。甲骨文字的考释是甲骨学最基本也是最重要的工作，要了解古文字材料所记载的内容，首先就存在一个识字的问题，文字不识，自然就不知道古文字材料所记的内容，而古文字材料对我们就是无用的了。
二，加快与人工智能的合作，尽可能多地把人工智能的先进技术运用于古文字研究的各个方面股票配资导航，在人工智能的帮助下，古文字研究可望取得重大的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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